对历史系的年轻学生而言，重要的是看历史的问题意识，史学前沿就在眼前。
中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革命叙事，（民国史学的）现代化叙事，逐渐去目的论，去宏大叙事，并通过与全球史等对接开始新革命史等研究。
美国的中国史则经历了封建中国论，西方冲突-中国回应论，加州学派的中国进步合理化论，“他者/中国”特色的新清史论，现在又涌现了微观的物质文化史，全球史等。
李怀印认为超越革命与现代化史观，要从“政权”“疆域”“人口/族群”“主权”四大方面见出清以来现代中国的形成。
清代早期已经转型为“疆域国家”，虽然和周边国家有共存条约，但和欧洲的“主权国家”接近而不完全一致，属于早期近代的国家，于1750年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国从疆域国家转向现代主权国家要注意其中的连续而断裂，例如过去边疆政策不给不拿，分而治之，十分稳固，到了外患的近代，采取地方化集中主义，暂时维系了边疆稳定，但也让封疆大吏对朝廷“有条件的忠诚”。
清代灭亡后，民国的“集中化地方主义”加剧，南京国民党进行了“半集中主义”，支撑住了抗日战争，确立了主权国家，但地缘战略失误，没有解决多民族认同问题和后方农村补给问题。
1949年后，随着共产党革命成功，进入全面集中主义阶段，重新调整地缘政治，向西北东北聚力，重新确立政治认同。
既然现代中国极大继承了清的遗产，因此史学研究重点不应是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裂变，而是注意早期近代以来的渐进性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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