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蝴蝶君的第二天早上做的梦：
二十一世纪初的我，在关东某小城的家庭餐馆，碰见一对老夫妇。老妇看起来有点神经不正常，吃饭时突然滚在桌子底下，用方言咒骂不已，穿洋服的老头用有点口音的日文夹杂中文呵斥老妇。我只听见老妇说：“你的国家怎么能这样…”，而对夫妇产生了兴趣。我提出采访老头，老头见了我的名片，说了他的故事：他以前是台湾的左翼学生，49年前往大陆。老妇也是台湾生长的日本人，因为已经与台湾人结婚，所以没被遣返。老头只说了他自己作为工程师在新中国的种种境遇，全然不提老妇的疯病。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冷静地回答：因为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作为母亲就变成这样了。 因为需要治疗妻子的疯病，二人于八十年代末又利用政策，到了妻子的故乡生活。老人作为中国专家，仍能继续工作，维持在日本的生活。“这时候离开（筹备世博会的）上海，是莫大的损失。”我还想追问老人对牺牲民主化运动的中国繁荣有何看法，老人只是指着老妇说：“这是我们必须背负的历史遗留物。”我还没回味过来男性精英所主导的历史的残酷感，老头便用绳子捆住老妇一边的手，将其带出家庭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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