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三重关系的男人的故事。他离开已是殖民地的朝鲜，入早稻田学习法语，又因为是朝鲜人而被笔祸牵连，辗转来到上海。在此之外，他是谁，他做些什么，一律不得知。但在世界主义之都的上海，各国潮水般涌来的人群上演各自的悲欢离合，一个有三重关系的男人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8年深秋，诗人离开法租界的公寓，乘公共汽车先前往公共租界的外滩公园。当时的上海虽已成为东亚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但贫穷的诗人租住在石库门里的亭子间，除了一张尽是臭虫的床，空空如也。既没有西式的洗手间，也没法习惯同中国人一样早起来倒马桶，他干脆每早起床后，忍耐一小时的公交车的摇晃，前往外滩公园的公厕。虽说外滩公园已经撤下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侮辱性标语，诗人出门时总会套上洗得发白的旧西服，避免巡查不必要的盘问。
横穿城市中心，无情切割开道路的电车在租界内肆意游行时，沿途好几栋“高耸入秋云”的摩天大楼，英式的建筑、法式的建筑、美国的建筑，它们都漠然地笑着，俯视着莫名其妙被拖上近代的列车直到世界中心的人群。国籍各异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利用租界这一怪异的场所与各自的首都争富斗豪。他们属于这么一群人，一旦归国，唯恐丢掉各自的饭碗，与其如此，还不如挟持自己国家的余威，在这儿跷着腿抖抖威风。
如果说巴黎作为世界中心是向上达到了顶点的都市，上海作为东方巴黎则是向下堕落到了极点的都市。
陪同英国人骄横的儿童前来公园，中国乳娘低声下气的姿态比遇见耶稣之前的抹大拉更能激起信教者的怜悯之心。尽管公园附近也有日本商人售卖菊花盆栽甚至美丽的竹枝灯笼的，到处都找寻不到如同朝鲜的自然那般淡雅清新的韵味。诗人在秋日的暖阳下感到一种近于恶心的倦怠。
他坐在公园里的椅子上等了许久，约定在上午碰头的友人吕运亨兄才脱身出来。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今天一出门，就被日本警察盯上了。好不容易搭电车到了公园，又在门口被当成品格不端正的中国人，不放我进来。”他坐下来刚擦了一把汗，愤愤道“真可耻啊，在别人的国土上！”
他倒是没有理会诗人身上所穿的洋服便是他在上海的通行证。国民政府虽然要求租界公园于1928年开始允许中国人入内，但他们也管不了公园方入园者必须着西洋或东洋服装的规定。
曾几何时吕运亨兄是穿着蓝布中山装，面露菜色仍东奔西走宣传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理想的青年。短短两年间，他经历了国共破裂，牢狱之灾，从蓝布中山装换上了灰布的中国长衫，在上海一隅靠教书糊口。每当有同胞因为同情独立运动或是共产主义运动而被迫逃亡上海，吕运亨兄多会与以援手。提起他所做的事业，他因为操劳而暗沉的眼角又神采飞扬起来。
“本月上海的日本要人都会聚集在一处庆祝日皇的即位式，我本想借机潜入他们在法国俱乐部的聚会，多打听一些情报。但CP系和CY系眼下没有兼通法语和日语的人在，这时正需要你的帮忙。”
“如果是潜入日本人聚集的场所，我恐怕是会一下子露出破绽来。”
“这应该没有关系。马浪路的右翼政府估计会派人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官接触，假装成中国人混入聚会之中。”
诗人考虑到自己的汉语水平，读写尚可，若是要模仿中国人一样说话，恐怕力不从心。他转念想起初到上海之时，是如何麻烦韩人同胞四处打听问询才找到法租界的一处住处，被臭虫叮咬难以入眠，又如何麻烦在租界饭店做使者的穷苦同胞夜班之后来住处杀虫，他又觉得不好意思不服从吕允亨兄的安排。
“小心，有外人过来。我们把报纸打开来。”
诗人一只眼落在报纸的大字上，一只眼落在附近搂着西洋男人走过的交际花的白嫩手臂上。近日在田间劳作的朝鲜女人的手臂还是东京妇人洗衣服时露出的手臂，都没有这样圆满美丽。那样美丽的手臂上套着复古的镯子，像是古代青瓷的还魂。玉指上缠绕黄金丝，放出石榴宝石样的光彩。他甘愿像恶棍一样紧随其后，不惜用暴力把东洋的美人从西洋的恶态的臂弯中解放出来。
报纸上连接不断的“反日”字样，在他头脑里有了成形的复仇对象。
“我们在满洲的活动也因为反日连接遭遇不幸。”吕运亨兄折起了报纸，补充道：“现在已经有谣言，南京的蒋介石和奉天的张学良一样，极度仇恨我们朝鲜人。”
由于日本的介入，中国与朝鲜在满洲不断产生冲突，导致上海报纸不敢贸然向朝鲜共产党的活动表示同情。坚持反共政策的国民政府一旦抓获社会主义者多愿意将其交给日警。当时作为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领袖金九也在文章中，在满洲的中国人竟为了不多的酬金而割下韩人的首级转送日本领事馆。鉴于中朝因为满洲开发问题不断产生争端，国民党控制下的《民国日报》甚至有作者要求重新恢复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对在上海活动的朝鲜人，这是极大的不祥之兆。
“依赖他人追求祖国的独立确是极其困难。”
“不，我们在上海的活动，也并非依赖中国行事。国民政府一边打压社会主义者，一边秘密援助接受三民主义的韩民族主义者。而三民主义的追随者寥寥可数。虽然国民政府部分成员与对马浪路政府是以援手，仅是私人性的援助罢了。国际上还没有完全站在他们那边。我们有我们很多要做的事。”
“万一国民政府倒向日帝那边呢。”
哪怕是在上海，看看隔日抵沪的日文报纸也能知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有人从上海前往满洲以潜入日本，侦查大典情况。但一定是在上海便走漏风声，他们一到神户港便被日警逮捕。鲜见中国媒体为在日本本土被捕的朝鲜志士辩护。
吕运亨兄信誓旦旦地解释，从历史的国民性上看，中国绝无对日妥协的可能。《申报》也为流亡至上海的韩人做翻译，争取中国各界对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同情。至于中国媒体捉摸不透的地方，或许是韩人活动一旦脱离中国本土，中国媒体本着不宜干涉日本内政的想法，没有为韩人申辩。
这解释里甚至有左翼运动者为自身不成熟而导致的失败强行掩饰的成分。天皇即位庆典前夕，日本领事馆又逮捕了一批日本人和韩国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嘴里掏出了不得了的情报。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企图绑票驻日上海大使，获取赎金后向北方的苏联购买炸药，在京都的宫殿安置炸弹进行恐怖袭击。由日文写的《上海日日新闻》很快站出来指责被捕韩人与国民政府有非正常之关系，堂堂大报《申报》在公开声明顾左右而言他，竟不知如何回复。在上海的朝鲜人团体也无人应责，这样轻率的革命态度，也不能责怪失却《申报》今后的信赖。
见诗人似乎并未被完全说服，吕运亨兄提议道，他请客去虹口市场附近的同胞家里吃汤饭，吃过饭再做商议吧。
“横滨路上的内山书店，你要一道过去看看吗。没准会遇见那个著名的鲁迅。”
“如果是运亨兄认识的人，请替我略作介绍。”
上海内山书店一家开在公共租界和中国人聚集区交界处的日本书店。对和中国左翼有联系的人来说，内山书店就是鲁迅的会客厅。1927年上海反共运动之后，左翼出版物受到政府限制。但租界仍保持着言论自由。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在日本沸腾的“全集文论”也波及中国。内山书店在1928年从日本引入了《马克思全集》等社会主义著作，甚至出版贩卖被南京政府禁止的中文书籍。内山书店是当时“左翼出版物唯一的公開販売所”。这间书店同时以“左翼文化沙龙”闻名，许多中国和日本的左翼知识人都曾聚集在此。当时的上海左翼知识人中好些人有留日背景，这绝非偶然。直到1920年代末，作为媒介的日语依然是东亚知识人在思考世界时不可绕过的语言。这并没有随着日本侵略加深，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而完全改变。顺便一提，南京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也曾留学日本。大凡留过日的人，总是很难下定决心向昔日憧憬的亚洲近代先驱毅然斩断一切联系。
像吕运亨兄没有直接在日本求学，但和从日本留学归来上海的中国左翼知识人都保持了不错的关系，一周至少一次搭乘电车往内山书店与他们会见。他本想把一个叫田汉的剧作家的戏剧翻译成韩语投稿给在京城的《东亚日报》，但京城那头情愿收翻译上海都市色欲小说的稿件，也不愿冒险触日帝的逆鳞。
往虹口方向去的电车里两个中产阶级市民开始谈论起他们刚才在窗外看见的一个擦白粉穿木屐的漂亮女人。“是日本人吧。”一个男人猜测。日本侨民大多居住在虹口的公共租界。他们人数众多，几乎占了上海外国人数量的一半。如果说法国侨民在法国公民庆祝法国大革命之日尚有自由平等博爱之遗风，那么虹口日本人固守着日本的衣食住行等一切习惯的自闭性则令其他外国人生厌。从虹口寄往日本的信上甚至会标注“长崎县，上海市”，邮局的人初看时啼笑皆非，久而久之也便习惯了。自昭和以后，因为新型快速轮船投入了上海航路再加日本国内铁路的大发展，长崎的平民也唱着“上海真是近啊”的风俗歌，穿着夏季浴衣脚踩木屐前往这个现代大都市冒险。
即使是从花之都东京往世界都会上海的船，中途必经移民的长崎。被大包小包淹没了身姿，丢了木屐赤着脚也要奋力往下等船舱挤的悲惨景象奇妙地和上海下船时见到的苦力的浪潮别无二致。被同胞的邋遢和汗臭熏得捂住鼻子的上等仓游客在诗人头顶上方用漂亮的东京话抱怨：“见了这些人，难怪中国要兴起排日的风波。”诗人的心头只有对飘零国境之外的人的悲哀。而问过从故乡北部乘火车抵达新义州再乘船至上海的同胞，京城站到奉天那拥挤得立不住脚跟却要持续一天一夜的火车更是人间地狱。
两个上海市民毫不在意地评论道：“也许是朝鲜妓女。报上登了，庆祝新皇登基，众多佳丽云集虹口公园。好事的人都去看六三花园的妓女抱着三弦琴跳舞呢。”“那么是朝鲜人罢。”
吕运亨兄只默默地捏紧拳头，他本会像演讲时痛斥“没有民族意识的家伙”，但在电车里并没有说什么。在上海，一旦有人开始说朝鲜语，上海市民便会轻蔑地叫道：“啊，是朝鲜人。”不比日语里的“支那人”更好。
“日本人虽然坏。不过日本女人还是很值得去看的。”
另一人大概是想到了四马路上供各国男性消遣的野鸡，故意说反话：“对对，贤妻良母。”
这两个市民坐一起共享一份当时最流行的《良友》画报，对“国际报道”里的日本女子像赞不绝口。另一页是即位式上身着传统礼服的昭和天皇和皇后。
诗人没法完全听懂上海话的对话，他的视线追逐电车两旁走过去的游行队伍，队伍里挥舞日之丸旗帜而露出各色各样的手而去。目光如是电锯，削过一排一排行道树似的手。
电车停在了人流的正中，列车员操着奇怪的汉语，让乘客把车票拿出来剪一下。靠近诗人他们附近时，诗人认出了这是靠当列车员谋生，接济过独立运动的同胞的脸。列车员宽厚的嘴唇挤出“快走”的唇语，吕运亨兄立刻把怀里的信塞到诗人的掌心，来不及对他解释些什么就急匆匆地跳下了电车。
有人紧追吕运亨兄下了电车，瞅见便衣的面孔同样是朝鲜人的长相。从满洲到上海，一路上往往是朝鲜人追捕朝鲜人最为凶狠。临近日本领事馆的重大活动，虹口一带的密探更是有增无减。
诗人在靠近内山书店的电车站下了车，步履匆匆，一头撞进了书店里。
店里的人正慷慨陈词：“希望你能够将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志愿，翻译过去，告诉你们 日本的青年同志。 我们 大 家都应 该联 合起 来 ，废 除 国界 ，打倒 我们 共通 的 敌 人 。”大概听众也听得过于入神，以至于诗人闯进来时，都没人发觉。
站在最外头的店长最先反应过来，用汉语招呼诗人看看书架上最近入的新书。见他茫然的样子，便能放心诗人多半是听不懂中国客人方才用汉语进行的一番讲演。
“我受韩人吕运亨之托，把这封信带来。”
“那么您该是上次和吕先生一起来过的客人了。请坐下，喝杯茶歇息一会吧。”
椅子上端坐的中国客人好像也能听懂日语的样子，对着诗人点头致意。他的对面坐着穿制服的学生，摘下四角的帽子用日语向诗人道了句“初次见面”。他一讲话，诗人就回想到从东京往上海的船上听见的九州长崎一带的口音。
诗人从早到中午什么也没吃，于是内山书店的夫人从厨房拿了饭团请在座的客人品尝。
“真不好意思。因为是天皇即位的日子，这边的店铺大多都休息了。”
“夫人的手艺比南京路的新雅饭店还要好呢。”穿长衫的中国客人不仅日语很流利，一举一动也很讨女人喜欢。
内山书店的店长拆开信读后，向诗人道歉：“这不是写给本店的信，但已经冒昧读过了。请允许我放在店里，等有机会转交给收信的先生。”
“我想可能是运亨兄写给一位叫田汉的先生的信。或者知道住所的话，我现在送过去。”
“如果是送给田汉先生，那么我顺路送过去上海大学吧。”学生答了一句。
店长不大放心，叮嘱道：“山口君，书院学生不是下午一点要在虹口公园集合，参加官民同乐会吗。现在几点了？”
“我不打算去。大使馆甚至强迫中小学的学生去为他们的政绩喝彩。不然哪聚得起这么多没主见的人。”
“事关礼敬天皇的活动不去参加，书院一定会追究的。如果让你在满洲的叔父知道了，恐怕会把资助断掉。”长衫客人严肃地规劝道：“活动是一回事，为了从书院顺利毕业，最后一年还是谨慎行事。”
诗人看了看学生坚毅的脸，从心底期望他能坚持自己的主见，反对渗透到日常行事中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料学生顺着话说：“既然达夫先生也这么说了，我就去看看样子。晚上在文路的新月料理店的聚餐散了，我叫上书院的同志一起过来。”
当时，无论在东京还是上海，大学学生里很多人有左翼的倾向。
作为道别时的安慰，郁达夫评论道：“这个季节，新月的鹌鹑锅很好吃。”
“我还没吃过。如果不是有特别活动，不会让我们学生去新月吃饭。”
学生行了个礼，戴上学生帽走出了书店，融入了街道上此起彼伏的万岁三唱声。
那个学生就是后来满洲文坛上著名的大内隆雄。跟郁达夫通信的时候，他还是个热衷于普罗大众文学的左倾青年。这一时期，他随着对左翼文学的倾斜一起，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 动、革命理论也给予了很大关心。
店长过来添茶：“景云里的先生明天晚上会过来吃饭，达夫先生的那份也预备了。”
“抱歉，请让我选择新月的鹌鹑锅吧。”
诗人既不了解著名的新雅饭店，更不知道由日本人经营的新月。让那家料理店载入历史的不是出色的料理，而是因为联合通讯社的日本记者常在那聚会，向同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套取情报。
到了上海很少与人交流的诗人冒然问道：“那里供应日本酒吗。”
“是的，看来您也是好饮的人。只是，现在不是我们非日本人能在那里悠然坐着喝酒的时局。”
郁达夫和诗人交换了名片，说起来薄海民 (Bohemian)的事情。倘若排除上海发达的都市文明，便不存在 “漫游” 的浪漫空间。上海不同于维也纳和巴黎，便在于她是一座“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西化城市。这里生活着的知识人也多半是“半封建半殖民”的产物。
诗人又问了一遍“半封建半殖民”是什么。
郁达夫引用了在上海的左翼知识人瞿秋白（瞿秋白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的话来形容薄海民 (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奔溃的结果，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在都市生活中，他们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了，无法下定决心投入革命。
诗人辩驳道：“朝鲜不像中国，急待现代的文学革命，为旧的诗歌注入生命。”
对方露出了某种近乎悲哀的神色，像诗人一样总结道：“你每开口就像诗人一样地做诗，但是你所要求的那种诗，在这个时代是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的。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
即使有诗在人的眼前，恐怕他也看不出吧。既然如此，只能在异国做着往时的旧梦。
离开书店后，他的心情也随着天色一道暗淡下来。为了庆祝昭和天皇即位式，烟火炮竹在黄浦江上不断燃起，如同白昼。英法美等友邦军舰在黄浦江上鸣炮祝贺，在城中每个角落都听得真切。正所谓，“江南天地为之震撼”。中国军舰也在庆贺舰队之中。在五个月前，南京政府尚在抗议日军在济南的残杀。如果不得不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庆贺帝国之间的联欢。
诗人一下子想起来早上吕运亨兄愤怒的哀叹：“真可耻啊，在别人的国土上！”如果做成诗，会是怎样的诗呢。
在诗一样的夜晚，一个中国家庭在夜灯如炙的租界路边哀哭。在日本纱厂里做工的中国少女，因过度疲劳不慎将手伸进了机器的齿轮之中。事故之后，不仅没有被送进医院，还被日本监工毒打。家人本想将她带回租界之外乡村的家中，却因为没有通行证必须等到规定时间方能通行。
诗人一看那少女生生被切断的手，便明白了事情的大概。观望的目光里或许有几束同情的目光在，仍旧无法求得大铁门的网开一面。
赴舞会的西洋轿车即将绕开围观者黑压压地的头顶经过。诗人追了过去，摘下帽子向胸前挂满勋章的武官请求援助：“先生，请帮帮那快要死了的女孩吧。”对他人的怜悯之情，让诗人脑中的法语也复苏了生机，汇成了连续不断的求援的句子。军官的蓝眼珠丝毫没有波动，抬了一下手，轿车便扬长而去。
诗人背上流淌的热血凉透了。
即使身后的中国家庭爆发出一阵比先前更加激烈的嚎啕，他也没法转过眼去看他们。因为吸食了死者的魂魄而感到满足的看客夹着诗人没法回头，往江海之交的地方，潮水一样地涌。
“这是文明的世界吗，无辜的孩子，在马路上死去。耶和华却闭着眼睛。”
诗歌刻在冷透的血液里。
即便升起与月亮壶同样大小的月亮，如果抬头去看，诗人只觉得自己怕是要发狂。埋在人潮里，眼光向下尽是在各国人的胯下求生存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腿。腿一下子又变成成千上百颐指气使的手，在诗人眼前摇晃。
诗人被绊住腿摔倒在地，呕吐不止。
和汉江水相通的东海的月亮，沉重的月亮壶压在他的头顶。
夜间公园里几乎没有剩下空椅子。不仅今夜，平时经常来这个公园过夜的也都是些犹太人，白俄人，西班牙人，印度人。他们都是些失业者、 流亡的不幸的人。和诗人一样是从狭窄的亭子间逃离出来的人。只有诗人趴在江边，梦想埋在泥土里的诗。
望着银河，谈笑风声的手没有了
(……)
我把夹在机器上，还在跳动的手从沾满血渍的手套中抽出
望着这饮恨多年的手，我无言以对
(……)
在工人的血汗之上
无情榨取的手
(……)
不劳而获的手
用钳子一节一节截掉
再用怨恨的眼泪埋掉
(……)
凌晨时分，租界的大量垃圾开始倒入黄浦江中。诗人被漂浮于水面的恶臭惊醒，起身离开寻找吕运亨兄，去听听他所投身的事业。至于埋在土里的诗歌，五十年，一百年后，再留给后人发掘。
无情的红色太阳在江海处缓缓升起。
此时距吕运亨的被捕及转向尚余半年，距十五年战争尚余两年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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