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浙江大学的孙周兴教授开了个讲座，题目叫“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个讲座的结论很清晰，那就是这个世界的未来“一定是好的”、“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好的”。
如果是十年前，我大概会认真地挑出孙周兴论证里的谬误。技术带来民主、“熵增文明”需要技术之类的分论点，十年前的我会一个个地驳过去。现在我不会了，我想从讲座中提到的一个例子说起。
孙周兴举了一个反例：梁济的死。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后，梁济自尽。梁济那封长长的遗书，恐怕不是三天之内能写完的。在向儿子发问之前，梁济已经准备好答案了。
在梁济的事情上，孙周兴的看法是：梁济的姿态是一种违背生命本体的自我否定，不可取。孙周兴认为，“绝望中的希望、没落中的重启才是正道，才是人生此在的天命”。
我只觉得可笑。孙周兴要是穿越回1918年，把自己的论证告诉梁济，梁济会认为自己是 “不可取”的，转而 “可取”地活下去吗？如果梁济不会，是梁济太笨了吗？或者说，若我们对寻死的人们读一遍孙周兴的论证，这些人就可以被分为能理解这个论证、从而“可取”地活下去的一群，还有不能理解这个论证、进而“不可取”地寻死了的另一群？
了解一个正确的论证却不承认被论证的命题，是愚钝的表现——如果是数学或逻辑学上的证明，情形或许如此。但在政治上、在人生上，则不是如此的。若是某日有鬼才论证了人应该活着，或是应该去死，难不成全体人类还必须得跟着这位鬼才要死要活不可？
梁济的死，是经由独特的人生经历，经由长年累月的学习、体验与思考，经由对特定问题的探索而酿成的，不是由于未曾听闻一个“正确”的论证造成的。孙周兴等人会相信有这样的历史：某某鬼才论证了某个关于人生的命题，这个论证传遍世界，于是人们的人生里多了一些“必须做”或是“必须不做”的事情。包括孙周兴在内的这些人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新世纪福音战士”，赶快把这高明的论证传遍天涯罢！
当代中国哲淆界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孙周兴是个哲学教授，不会不知道。秉着“最大恶意原则”，我愿猜测，孙周兴说的“一定好”、“必须理解为好”，不是对人说的，而是对奴才或畜生说的，至少是对奴才和畜生的主人说的。孙周兴这个讲座，不过是告诫众畜：静静地养自己，不要悲观，不要滋事，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然而他们又怕众畜觉得自己没有思想，就弄出一些“哲学”名目出来，说要“彻底地追问和思考”。奇了怪了，我从未听闻猪栏里能“彻底地追问和思考”出什么名堂。要在猪栏里悟出点什么来了，非得有几分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的魂魄不可。
孙周兴很懂得猪栏里的治理艺术。他开篇就提到了上海疫情，提到国内普遍的悲观情绪，提到一些朋友看了他的演讲题目想揍他。竹鼠得了玉玉症可以吃掉，其他畜生还得养着啊——于是便有了这一出讲座，偏要绕过房间里的大象，让众畜的思维往无关痛痒的方向去，再引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论。
“正道”并不在“绝望中的希望”、“没落中的重启”。不如说，非但没有“正道”，绝望也是没有的，希望也是没有的。“没落”之后“重启”，也不过毅种循环。若是有天，一群人蹲坐在猪栏里，面面相觑，恍若大梦初醒，那才可事后诸葛亮地说：这个世界还是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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