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福尔摩斯故事中的印度叙述” by 黄靖
《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片面聚焦印度阴暗面，在情节化过程中不断强化英印二元对立的帝国意识还以更为隐蔽的方式隐伏。在白人中心主义的帝国视角下印度人被认为天生具有犯罪倾向[3]，因而在福尔摩斯故事中常被用作叙述“障眼法”的材料。为使文势曲折，侦探小说常常在最终解开谜题之前，布置一些将读者引入歧途的障碍，把读者的怀疑引向无辜的人，以求揭开谜底时获得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12]214在福尔摩斯系列故事中，这一手法被多次使用，例如《第二块血迹》里威斯敏斯特教堂谋杀案的新闻报道中提到杀人的刀子是把弯曲的印度匕首。《三个大学生》里，福兹求奖学金考试的试卷被盗，试卷的第一部分是希腊文翻译，索姆兹教授向福尔摩斯讲述案情时特别提到希腊语不太好的印度学生道拉特·芮斯来问过考试的方式。尽管索姆兹教授提出的怀疑对象是另一个人，但讲述中顺便带出芮斯的特征就是故意引逗读者的障眼法，加重这个印度学生盗窃试卷的嫌疑。另外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福尔摩斯故事中的一些返英殖民者沦为落魄之徒甚至是罪犯，如《驼背人》中的亨利·伍德，《斑点带子案》中的罗伊洛特医生，《四签名》中的斯茂等等[5，13，14]。这样的情节安排造成一种“时序连接和逻辑连贯性之间的含混性”[15]116，通过叙述过程中的“因果解释机制”[16]152使得单纯的事件之间建立因果逻辑而转化为前后相继的情节，完成“情节化”[16]152过程，在印度和罪恶之间画上了一个若有若无的等号，暗示印度等殖民地会使好人变坏的潜在因果解释。但是情节化机制的中的“叙事因果”并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机械因果或必然的逻辑因果，它只是一种人为构建的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常识因果”[16]156。
柯南·道尔一生创作了60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56个短篇小说和4个长篇小说。四十年间陆陆续续发表在《海滨杂志》上。《海滨杂志》是一本迎合普通读者趣味的轻性杂志，其中通常没有违背甚至挑战读者常识的价值判断，当对一个地区的偏见成为一个故事自然连贯的叙事逻辑的一部分，表明这种偏见已经固化为常识和一种整合生活经验的潜在认知模式，成为叙事赖以进行的基础。它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叙述者能叙述什么以及这种叙述的受众能认识到什么。叙述的认识论性质也是其与意识形态的交集之一。福尔摩斯中的印度形象正反映了帝国意识下扭曲印度形象的话语运作。叙事也会对所述进行合理化，使之听来“显得”“合情合理”，将包含着人对自身与世界、自身与历史的关系想象的意识形态观念自然化为常识，从而加强普及这种观念。
《血字的研究》中华生认为伦敦是一个“大污水坑”[4]4，“大英帝国所有的游民懒汉也都是汇集到这里来的”[4]4，暗示印度会使英国人腐化堕落。印度裔美籍学者Yumna Siddigi发现福尔摩斯故事中事业有成(re-spectable colonial)与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两类返英殖民者形象。当时鱼龙混杂的英国人涌向印度，“流氓无产者”或者“游民懒汉”极大冲击了殖民者高人一等的帝国逻辑，表明所谓的欧洲身份不过一种脆弱的建构，这种两极的形象，特别是其中的流氓无产者正是出于种族优越论崩溃的焦虑[5]219。然而YumnaSiddiqi尚未论及的是种族优越论和这种焦虑共同作用之下产生了一种更为幽微的方式为她所归类的流氓无产者洗白，从而使他们在坏事中“金蝉脱壳”。
《四签名》叙述精心构筑了一个清晰的对照：一个有恻隐之心的英国人和赶尽杀绝的印度人，英国人虽贪财而不失恻隐之心。这种“金蝉脱壳”式的处理遍布《四签名》，舒尔托上尉看到窗外的斯茂被吓死而不是死于斯茂之手，于是英国人不像印度人杀印度人那样自相残杀。小舒尔托，斯茂声称“实在没有想杀害舒尔托先生，是那个黑鬼童格射出一支混账的毒刺害死他的[4]232”。童格是斯茂在安达曼群岛上救回的一个小生番，斯茂“虽然知道生番生性狠毒似蛇”，可“还是护理了他两个月，他终于渐渐恢复了健康又能走路了。他对我产生了感情，终日守在我的茅屋里面[4]232”。斯茂和生番童格的关系不过是鲁滨孙和星期五的翻版，是一个野蛮人向文明的英国人臣服的故事。斯茂的同伙莫郝米特·辛格，爱勃德勒克汗和德斯特·孙克勃尔由斯茂以一种文明人审视野蛮人的态度来讲述，他自己是誓守诺言为同伴夺宝报仇的英国人，同时把一切杀人越货的罪恶全推给了印度人。再比如《驼背人》中线索开始指向从印度返回的亨利·伍德，但谜底却是巴克利上校是看到亨利·伍德后惊吓而死不是被杀；而《斑点带子案》中没落撒克逊贵族罗伊洛特医生谋害继女时用的是印度的毒蛇。当时的英国对于高贵的英国性（Englishness)受到殖民地的所谓“退化与堕落（devolution anddegen-eration）”的充满莫名的恐惧[17]211，这种恐惧的结果反映在福尔摩斯故事中就是落魄返英殖民者的出现。但是堕落的英国人形象又与种族优越论对文明英国人的设想冲突，两相拉扯之下便出现了将英国人的堕落归因于印度，同时为犯罪的英国人洗白的情节化过程，对于英国优越性受到侵蚀的焦虑需要在反复的印度书写中强化英国的优越感来消除。
分析福尔摩斯故事中的印度书写可以发现，为了服务殖民扩张，维多利亚时期在种族优越论的影响下不断强化英国和印度之间的二元对立，片面聚焦印度阴暗面的帝国视角，认为印度人民先天具有犯罪倾向，强调印度会使人堕落，从而为英国罪犯洗白寻找借口。但当帝国视角在不同人物身上具体实现时却暴露了帝国逻辑的矛盾性；通过情节化洗白落魄返英殖民者反映了种族优越论与现实碰撞时所产生的焦虑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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